是根本，而那些促使人们走向衰败的则是枝末。本和末是建成一体的，对两者都珍惜是人之天性。将本放在首要地位，把枝末放在次要位置的人可算是君子；而用枝末的东西损害根本的东西的人称之为小人。君子和小人在其天性上没什么差别，不同的只是一个先本后末，一个则是以末害本。草木常常以粗大的为根本，细小的为枝末；禽兽又常常以大的为头、小的为尾。草木如果枝末比根本粗大，就会折断；禽兽如果尾大于腰，这尾巴就摇摆不动。所以动物从口中进食就会全身肥壮；草木灌溉它们的根部，就会枝繁叶茂。天地自然化育万物是有本有末，养育它们又是有先有后，人对于社会的治理难道就能够没有头绪？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根本，现在如果人们不懂得致力于根本，却致力于枝末的话，那就等于是放弃对树根的浇灌而去浇灌枝叶，做的是一件蠢事。

    再说法度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现在如果我们看重法度而轻视仁义，那就好像看重鞋子帽子而忘记头足，做的也是一件蠢事。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厚实基础，想不加厚基础就扩建房屋，这房屋是要毁坏的；想不加宽基础就增高房屋，这房屋是要倾倒的。秦始皇赵政不增强德政却在一些枝末事上积累加码，所以被推翻；智伯不施行仁义却致力于拓展地盘，所以也被消灭。《国语》上说：不加强它的栋梁，就承受不住重压。没有比国家更重的了，也没有比德更大的栋梁。一国君主和他的臣民的关系，就像城墙和墙基的关系，又像树木和根基的关系，根扎得深这树木就牢固，墙基砌得好这城墙就坚实。

    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普天下适用的法则，是治国的准绳。现在看来，商鞅的《启塞》，申不害的三符，韩非子的《孤愤》，张仪、苏秦的纵横说，都是一些随手捡取的权宜之术，适用于一时，不是治国统治的根本方针、不反映社会世事的一般规律，也无法被人广博采纳和广泛流传的。楚国令尹子囊以败逃保全了楚国，但是败逃不能成为保全国家的一般规律；弦高以欺诈保全了郑国，但欺诈不能成为保卫国家的常用手法。现在那《雅》《颂》等诗歌，其诗的辞言都是人在真纯情感基础上抒发写成的，所以君臣学习它们便能和睦相处，父子学习它们便能亲密相处。所以那《韶》《夏》等古乐，其乐声浸泽金石、滋润草木。现在如果取用怨思之声，用管弦乐器弹奏出来，听的人就会不是淫乱就是悲凄。这样淫乱就打乱了男女界限、悲凄就感染了悲思气氛，这哪里好称得上是音乐呢！赵王迁被俘虏后流放到房陵深山中，因思念故乡而创作了《山木》这首诗歌，听了这诗歌的人无不落泪流涕。荆轲西去秦国行刺秦始皇，高渐离、宋意为他击筑，在易水之滨慷慨悲歌，听的人无不两眼圆睁、怒发冲冠。如果因此就将这类诗歌作为乐歌在宗庙里演唱，这哪里算是古代说的雅乐呢！所以皮弁冠冕和大车，可以使用而不宜过分喜爱；大羹的味道，可以食用但不宜过分嗜好；红色丝弦穿底的琴瑟弹奏出的乐曲，一唱而三叹，可以听而不宜沉浸在欢快之中。所以无声的乐音是用来修正悦耳的乐曲的；无味的清水是用来调和味重的食品的；淫荡的音乐虽然听起来悦耳清新，美味的食品虽然吃起来爽口舒服，但这些都不值得珍贵。所以不以道德为本的事，是不能拿来做榜样仪表的；不符合先王之道的言论，是不能拿来作真理的；和《雅》《颂》不协调的音乐，是不能当作正乐的。所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张仪、苏秦五位先生的言论，只是一些便于巧辩而随手拾取的、适宜一时的权宜之术，算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义。

    圣明的君主在实施政治教化时，必定审察事情的来龙去脉。在颁布法令确立规范时，也必定弄清事物的本末关系，不只是依据一事防备一物就算了。看到事物的开始就考虑到它的成功，观察到事物的源头就掌握它的流变，所以能够广泛实施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