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在《坛经》中慧能最具代表性的禅法理论就是心性论，慧能非常关注本体之心，认为此心本来清静，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他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64]众生应从此心上去求得解脱，识自本心，见自本性。[65]正是慧能这种心性论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中介环节，它上承佛教中国化的传统，下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慧能之前的儒家那里，他们思维的着眼点主要不是主体自身，他们对主体之心，没有认真地进行多少探讨，而是关注主体以外的社会客体，或一味治经解经、修辞修文，或偏究宇宙本体，他们对主体自身的心性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致思方向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客体逐渐转向了主体的心性、性命等。

    导致儒家致思方向与理论旨趣发生改变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受到《坛经》中慧能心性论的影响，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推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14781528）。据王阳明的朋友与学生黄绾记载，王阳明经常让其弟子读《坛经》，领会其中的思想：又今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一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66]把慧能《坛经》的思想当成合于良知之至极，可见王阳明受《坛经》影响有多深。

    王阳明不仅吸取了慧能《坛经》的心性说的基本思想，而且他更高度突出了心的主体地位，把心，升华为良知，建立了以良知为核心的主体哲学。在王阳明哲学整个理论结构上，他的致良知学说完全是以慧能《坛经》的理论结构为模型，这表现在：慧能认为佛性人人皆有，王阳明也主张良知人人皆有；慧能认为众生一念悟即是佛，一念迷即是凡夫；王阳明也主张彻悟良知即成圣，自昧良知即是凡夫。慧能认为佛性虽然众生人人本具，但能一念彻悟的人乃是上根利智者，而大多数人需寻求善知识示导见性，王阳明也认为只有上根之人才能直从本源上悟入良知本体，而下根之人则必须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才能明尽本体。[67]因此可以说王阳明是用《坛经》慧能的理论框架构筑起他的致良知学说的。正因为如此，王阳明的心学在当时被人们称为禅阳明于禅学卷舒运用熟矣，朱子谓陆子静欲成一部禅，愚谓阳明也一部禅矣。[68]刘宗周说：古之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69]王阳明吸收慧能《坛经》的心性论所构建的良知理论，标志着中国哲学上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和主体地位的最终确立。他的心学使中国哲学走向丰富、深刻和圆熟，而《坛经》中慧能的心性论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由此可见慧能《坛经》对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乃至《坛经》在中国哲学上的重要地位。

    《坛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坛经》中所体现出慧能禅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心传心，强调内心自证自悟的方式，以及随缘任运，无诤无求，宁静淡泊，自然洒脱，自由无碍的空灵解脱之禅境，可以说是许多文学艺术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或艺术评价的内在尺度，于是文学艺术等作品就成为了表现这种禅悟、禅境的形式，由此《坛经》对中国文学、艺术、书法、绘画等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

    首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诗歌的影响。在唐代的文学当中，有一个引入注目的现象就是禅诗的盛行。所谓禅诗，主要是指表达禅宗理趣、意境或所谓禅悟的诗歌作品。无论是禅门的禅师还是文人士大夫，他们以禅入诗，或以诗入禅，为璀璨的唐诗注入了新的意蕴。如《永嘉证道歌》中，玄觉诗云：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佛性戒朱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70]王维《别终南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