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写出来的。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热泪。确实是这样，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烽火遍地，严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时，创作都曾给我以帮助、鼓励、信心和动力。只有动乱的十年，我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①从1976年年底以来，他一直顽强而有效地耕耘着，按产量和收获计算，他应该被评为“壮劳力”。他把自己复出后的第一个集子定名为《晚华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另一个集子定名为《老荒集》。实际情况呢，他是“无间寒暑，不计阴晴”②，在他耕耘的土地上，逐年都是花掩垄野，老而不荒。但是，人们到底记起他已经是七十六岁的高龄老人了。前些年，在张同志走了以后，他还想找个老伴，当时，住在多伦道大院附近的一位中年同志，常到他那里走动，孙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他谈过。他的要求并不高，主要的一点，是理解。也许正是“理解”这两个字太难了吧，事情终于没有成。不过，说到理解，我们还可以提提过去的一个小插曲。那是在老伴去世之后，别人介绍了一个对象，他去见面。女方很隆重，连母亲也来了。

    “听说你住的房子，很小，是吧？”那位母亲问。“也很低，”他答，“有个臭虫、蚊子什么的，一伸手就摸着了。”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在张走后，他强调理解，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那是1988年10月，我们在天津开会，很随便地谈起孙犁的生活来。

    “这两年，他不再提找对象的事情了。”那位中年同志说。

    这就是说，孙犁自己也感觉到，年龄的确是不饶人了。

    何况，这些年来，找他录音、录像的人也一再登门，这也加强了他的某种预感。

    本来，他是连照相也不肯的。自1956年患病后，他很少照相，每逢照相，他总感到紧张，头也有些摆动。“你乐一乐！”摄影师说。

    但他乐不上来（本书所收他笑得很好的一张近照，实在是很难得的），有时是一脸苦笑，使摄影师更为难了：“你这样，我没法给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他高兴地离开座位，摄影师不高兴地走开了。

    有的摄影师能体谅他，不强求他笑，也下摆弄他拿姿势，只拿着机子在一边等，看到他从容的时候，就按一下。所以，他记忆中还是照了一些连他自己也觉满意的照片，其中，有的还是名家的作品。

    他还记得1952年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时照相的情形。闭幕那天，通知到中南海照相。他虽然不愿在人多的场合照相，这一次是不能不去的。

    穿过几个过道，到了现场，凳子已经摆好。他照例往后面跑，忽听有人喊：“理事坐前面！”

    我是个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边是田间同志。这时，有几位中央首长，已经说笑着来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为谁也不认识，就低头坐在那里。忽然听到鼓起掌来，毛主席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人们鼓掌更热烈了。

    我也没看清毛主席怎样落座，距离多远。只听田间小声说：

    “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

    人们安静下来，能转动的大照相机也摆布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飘起雪花来，相虽然照了，第二天却未能见报，大概没有照好吧。①1952年，他是三十九岁，不用特别夸张，那也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而现在录音的找上门来了，那意义就非同寻常。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