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座舱。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拎着装满机密文件的大皮箱进来，一望见黄皮肤、穿被称为“毛式制服”的中国人，大惊失色，马上作出强烈反应，如临大敌。

    雷迪十分紧张地问洛德：“跟中国人，去北京？，坐的不是美国飞机？又没有先遣人员，没有安全措施，这怎么行？！”

    洛德笑着告诉他俩：“这是奉尼克松总统之命采取的特别行动。”

    雷迪和麦克劳德一边放置皮包，一边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几个中国人。这样，机舱内气氛更为拘谨。

    基辛格不愧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用风趣的语言驱散了拘谨的气氛。他说：“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连警卫都没告诉。一会儿，他找不到主人会急坏的，以为被人绑架走了！不过不要紧；巴基斯坦人会告诉他，说我到总统府去了。今天上午的巴基斯坦报纸会登载我有胃病需要休息的消息。谁都不会想到我到中国去了！”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客舱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飞机已经加速昂首飞上了天空。

    基辛格对他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印象很深，在他的回忆录里作过饶有意味的描述。穿毛式制服的章文晋看起来象中世纪宗教绘画中的“红衣主教，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象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

    至于王海容，“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象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

    在基辛格离开伊斯兰堡以后，为了执行掩护计划，以假乱真，一队没有基辛格在内的迎送基辛格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于当天上午八点，浩浩荡荡地驶出政府宾馆。车头上都插着美巴两国国旗，在伊斯兰堡引人注目地招摇过市，驶往五十英里外的纳蒂亚加利。为首的一辆车里坐着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

    纳蒂亚加利这个地方到处是山间小别墅，有僻静曲折的车路相通，确实是执行掩护计划的合适场所。舒尔坦还假戏真作，去请了一位巴基斯坦医生来别墅诊治一个病人。这位医生事先经过舒尔坦反复了解、询问，断定他分辨不出基辛格和其他白种人以后才请来的。人家问他：“你见过基辛格吗？”他回答说：“没有。”又问：“那么你一定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吧？”答称：“没有见过。”从纳蒂亚加利出来后，这位医生以为他是在给基辛格看病，其实他看的是一个确实害了“德里痢疾”的特工人员。

    叶海亚总统为了不露破绽，还授意组织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二十来个其他政府官员陆续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坐车到纳蒂亚加利探望这个泱泱大国的贵宾。舒尔坦则在客厅里装着十分抱歉地将他们一一挡驾，请他们喝咖啡，推说基辛格正在休息，不便打扰。

    七月十日上午九点，在基辛格到北京将近二十四小时的时候，他留在伊斯兰堡的助手霍尔珀林又按计划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城里，称基辛格在别墅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停在机场那架美国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

    此时，在美国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尼克松总统，除了在七月九日凌晨收到一封电报称“出发情况良好”以后，就再也没有基辛格的音讯。基辛格一进入中国，就无法与总统保持联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