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有一首《南阳民苦》，诗中道：

    南阳民，生何苦！中丞苛政猛如虎，威立稍忤立捶楚。双沟贼首驱民来，千呼万唤城不开。中丞匍匐苦鼷鼠，偃旗，息鼓藏草英。朝献捷，暮献捷，捷书日上马汗血。官军四合三万人，何尝与贼一相捷。今日掠民妇，明日捉生人；贼徒屠斮饱飏去，护送出镜争策勋！中丞凯还喜交嗔，督责供给胡不均。朝征羊琢，暮索金银；囊囊饱载，马行轸轸。中丞未至贼肆掠，中丞既至逃无所。昔曾畏贼今官府！南阳民、生何苦。

    这首诗，就是后几年官府官军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真实写照。

    老百姓最怕的是官府。

    对于和珅来说，白莲教起义是一次扩充自己权力，婪取钱财的绝好机会。福康安正在征苗，而朝中的阿桂已老态龙钟，不仅不能到前线；临阵，而且军事上的事务也已无力再问。此时白莲乱起，不正是把军权从阿桂手中夺过来，而同时又与福康安分庭抗礼的机会吗？和珅想：我若趁此把全国的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岂不是如虎添翼。和珅拣来选去，最后决定让永保总统剿匪事宜，让心腹毕沅、惠龄专剿枝江宜都教匪，升族孙景安为河南巡抚，负责河南职事；先前在军机处的宜绵，是自己一手提拔的，让他任陕甘总督，领重兵驻扎在川陕边境。一切人事在心中想好后，和珅来到乾清宫，清太上皇定夺。

    太上皇在宝座上显得有些忧急，再没有了他壮年时期东征西讨时的奕奕丰采，只几天的时间，太上皇显得苍老了许多。

    嘉庆帝仍在御座穷面西侍立，精神倒也镇定，待听到和珅的奏报后，则再也沉不住气，立刻转身向南道：“毕沅虽是一个状元，但实在是一个书生，湖北贼势又炽，让他握有重兵，朕实在觉得不妥；宜绵、景安毫无领兵陷阵的经历，怎可把数省的军事交与他们，此事须重新考虑。”

    和珅道：“奴才以为，这白莲教乃几个区区蝥贼作乱，用不着惊慌；至于说到领兵打仗，想当年诸葛孔明、孺子陆逊，难道不都是一介儒生吗？将在谋而不在勇，特别是白莲教匪，纷起于地方，混杂于百姓，奴才认为非文武双全者难以灭除，非军政合一难以治理。以上愚见，请太上皇、皇上考虑。”

    如此的军事大事，自己还没有发话，顒琰就急躁地训斥军机大臣，太上皇感到非常不快，太上皇想自己征战了半个世纪，熟知战事，朕还没有考虑成熟，顒琰你怎能速发议论？听罢和珅的陈奏以后，太上皇道：“和珅所言极是，对白莲教，应当剿抚并用，而将帅，也须文武全才者，——朕即准和珅所奏，各路兵马不得懈怠，有延误军机者，绝不宽恕。皇上以为如何？”

    “儿臣谨遵父皇教诲。”顒琰向西侍立道。

    各路军马奉诏并进，自正月及四月，先后奏报杀教徒数万；其实多是虚张功绩，只有枝江起义军首领聂杰人，总算被总兵富那擒住。这班统兵剿匪的大员，都是和珅的党羽，总往和珅处恭送财钱，就是如何贻误军事，也无人纠弹。

    嘉庆帝忧心如焚，明知战报有虚，可总不能握有确凿的实据。一天，嘉庆帝到了军机处来到福长安的值室。福长安见皇上来到，心里一惊，忙跪倒行礼。嘉庆帝命他平身后，坐在福长安的案旁，见上面放着奏折，于是拿来阅览一番。福长安哪敢造次，只得任由他看。嘉庆帝看那奏折上写道：“教匪现集襄阳，异常猖蹶，日甚一日，姚之富齐林儿俱在此处，刘之协为各路教匪领袖，亦在其中……”阅后，嘉庆帝又拿起一个奏本，是景安报来的，上面写道：“姚之富、王聪儿现在河南，又有教匪总目刘之协在此统筹谋划，贼势猖蹶，应再加兵马到河南，同时增添粮的……”

    嘉庆帝览罢大怒道：“著令将永保奏折复于景安处，将景安奏折送至永保处，看彼等有何话说。”随后，嘉庆帝发下诏书，痛责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