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真正的死心。只因这个案子在细节线索上毫无悬念，是个彻彻底底的冤案，但在断案定罪上也无可奈何，是个铁一般的死案。

    曾担任过任光山知县的他很清楚，这个案子与其说是凶杀案，不如说是崇安士绅豪强们联合起来，在向官府施压挑衅，而嘉靖年间捐输极高，知县若是得罪了士绅豪强后果不可估计，因此只能妥协退让，将罪责想方设法归罪到被杀的“奸夫‌‌​淫­‎妇‍”自己上，用道德和法制的双重审判证明死者自身有罪，杀人者罪有可恕，让这件案子变得铁证如山。

    也是这件事情之后，净鬳教主张姓妖人设坛做法，让崇安府衙之中日日有冤魂泣血，无头尸体白日穿堂。

    要知道在老百姓心中，能比官服权利威严更甚的便是天道冥感、神明不昧，随着县官心中忧惧躲到东察院，崇安官府的权威更变成了一个笑话，百姓宁可听净鬳教的号令，也再不从县里政令，官府想收齐捐输税费，也只能依靠豪强士绅。

    更让管声骏头疼的是，他的前任崇安县令殷应寅自安徽引入松萝法僧侣，背靠瑞岩禅寺又来了一出“改稻为茶”的大戏，截断运河堆壅河田，试图将城外水田尽数化作茶林，结果导致连年大旱，最终只能归咎于崇安县外有旱魃作祟，悻悻而走。

    如今摆在管声骏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而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依靠蛮力打破僵局。

    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所做，是朱子所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

    但在洪文定看来，他所作所为正心术是为立纲纪，立纲纪更是为长远恤民，只是其中有多少的私怨，又有多少见不得人的手段，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洪文定叹息一声，终于化作冷笑。

    “我在旧府衙之中，见到‘作邑彭氏三丈祠’的石匾，其中还有前宋赵抃相公的清献楼，如今崇安已成近千年之邑，清献河也有数百年之流，结果前人恩泽就被如此作践，可笑，可叹。”

    洪文定心中感叹，他纵然只是浮光掠影般了解了崇安县的源流，也明白这几处势力到底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落到如今的境地了。

    唐代时，崇安县的几家高门大户，都是随左千牛卫上将军彭迁、兵马殿中都监彭珰在武夷山斩草除蒿、凿湖筑陂的先民氏族，崇安民众于南唐时在营岭县署义门旁建造“作邑彭氏三丈祠”纪缅其功业，感念他们有功于国、有利于民。

    五代时，扣冰古佛卓锡于崇安瑞岩，创瑞岩寺，在五代闽王处德行卓著，多次避免崇安陷于兵燹，又在本地驱邪镇妖、捍灾御寇，因此当地百姓在他圆寂之后年年祭奠生辰，家家户户燃烛二条，昼夜不熄以答神庥，俗称“蜡烛会”。

    南宋时，谥号“清献”的赵抃清正爱民，在崇安任上见当地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困苦，农田灌溉困难，便开凿十里长的水渠，灌溉田地达万余亩，又在城东新筑临安坝，百姓为纪念赵抃功德，陆续有了清献梅、清献亭、清献碑、清献坝、清献桥。

    结果后来，崇安五十余家“巨室”，算起来不过几姓，年深日久盘剥百姓最为苛刻，小室之家民不聊生只能结社；瑞岩寺贪图香火结交权贵，借种茶之事占据民田，导致出现净鬳教揭竿而起与之对抗；官府知县同百姓去争夺利益，胥吏恃官府权势诡诈欺民，沆瀣一气放任清献河壅塞，终于在嘉靖崇安奇案一事之后威信丧尽。

    乡党、神佛、官府皆是如此，小民慢慢没了活路，只能盲目排外守旧，谁也不信，这让洪文定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挖坑后人遭殃，此论多将责难尽诿于往古。待前人